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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泰碑》:傅山唯一隶书原刻之碑?

发表时间:2017-07-27 来源:艺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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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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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山书《郭泰碑》碑阴拓片


  《郭泰碑》的准确称谓应为《有道先生之碑》。原碑为纪念汉末名士郭泰而立,郭泰世称“有道先生”,原碑传为蔡邕撰并书。傅山之前,此碑已经数度重置而屡毁,而傅山所书碑今尚基本完好,存于介休后土庙真武大殿廊下。此碑是迄今为止仍能幸而得见的唯一一块傅山隶书原刻之碑(傅山当时隶书名碑以《霜红龛集》及其他线索可知者有《冠山婆碣》、《不为大常住勖哉之碑》、《毗荼羊记》等,悉数不存。另外,傅山的另一件铭刻隶书《明堂诗刻石》存介休市博物馆),其在书法史中的位置以及历史意义应得到充分重视。


  《郭泰碑》碑体正面为傅山隶书蔡邕原文,计十二行,行四十字,恪守汉式,不具己名;而于碑侧以草书长跋记重书此碑始末、原刻考证及其一家三代隶书学习情况及心得。跋文辑入《霜红龛集》,其中所论书法部分多为人所引用。而其草书部分刻字极小,颇难识读,民国间邑人岳鸿举曾以楷书重录一过,刻石竖于其侧以便人们了解。在流传过程中,傅山的这件作品曾多次被误认为蔡邕所书原石,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县吕公滋于碑文左侧加了一行说明,而所流传拓本往往将他的说明书有意割去,此皆缘于世人渔利之心。


  清政府统治稳定后,地方文化逐步恢复秩序,开始重立典型以应民望,康熙十八年(1679),介休邑人张基鞏倡修林宗祠。这件事情中,地方官吏也积极参与,《郭泰碑》碑阴刻有县令金一凤的诗、典史金应玉的跋语。金应玉的跋语说:“有道芳蹈,非蔡中郎不足以阐之。碑蚀风雨,手书残缺且废矣……今青主傅先生脱略宏词之召,可以继踪有道之累辞所辞。仍熟汉隶,以补之。”康熙“博学鸿儒”科试,傅山称病不应,被人以蓝舆送至京,仍以病返,折腾了一年多。清廷则表现为策略的宽宥,不但不予追究,且赐官赐匾。这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去,则显然是正面的接纳和表彰。而介休在修祠立碑这件事上,更因“征辟不就”这一点,直接理解为傅山与郭泰是同一品行。政治上正确是事情进入操作层面的前提。


  怂恿此事的介休乡绅则早与傅山相过从。傅山跋语中提到三个人:董正绅、张珮、朱敏清。董正绅是当时介休士绅中的领袖,他家修过文庙,他自己后来也作为乡贤入祀,让人学习。其年龄和傅山相仿,他和张珮的字也是学傅山,按跋语及《介休书画略》的一些记载看,他们与傅山非常熟识。康熙十九年(1680)年末,傅山在平定“峪园”养病,介休士绅(据考可能是张珮)来访,再谈书“郭泰碑”的事,傅山送了一本《孝经》给他,这个人还看上了写就的“明堂诗”,一并索走;康熙二十年四月,前期工作准备完成,碑“磨停当了”,傅山找了离石籍的石匠王良翼、茹谦,带着子傅眉、孙莲苏一起赴介,现场指挥,安排筹措,具体由莲苏和茹谦负责双钩上石,王良翼负责刻制。傅山又写了叙事和疏证的长跋,随后去了冠山。傅山在跋语中谈到自己一家三世皆擅长隶书,而各有专攻:“余抚拟《百石卒史》,眉得《泰山太守》处多,亦间作梁鹄方严体,莲苏专写《淳于长》”“间尝与息眉,孙莲苏各以其手法书一本”(各写一《郭泰碑》底本),此碑所采用即家本中傅山的作品,则傅山此书当是《乙瑛》碑(《百石卒史》)风格特征,这也是傅山所有隶书的一根主线;但查阅《霜红龛集》,则于《冠山婆碣》后复得其后记曰:“四月在介休书《有道碑》,用《淳于长》法……”(《陈批霜红龛集》傅山著,陈监先批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页600)则傅山又以《郭泰碑》作《淳于长夏承碑》的风格。二者孰是?我们看此碑的特点,则似乎二者皆包含其中,所以傅山之“手法”并非其分别之一体,而傅眉、莲苏之所擅更可以理解为其不同阶段追摹之所获而授之于子孙者。傅山所论所述需要有详细的讨论。


  傅眉的跋语为:“今行中郎隶书,惟《汝帖》‘定册惟幕’数字,及《夏承碑》耳。家君此书,盖斟酌于二者之间。”跋语所说斟酌《汝帖》与《夏承》,为后来诸家之评所一致认可。而傅眉表面的陈述下尚隐藏对傅山隶书水准的高度定位,即获得蔡邕之秘奥与真面。刻意“恢复”蔡邕几乎是历代以来隶书的一个理想,傅山的诗就曾亲呈其旨:“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科。”(《即事戏题》)这不是泛泛之谈,都是切有所指的。傅山书此碑的态度也表示为“岂敢唐突中郎”,所以当傅眉说他致意或所处在仅余的两种蔡邕真迹之间的时候,无异于说理想变成现实,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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