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知识 收藏只是玩物

   作为一名中国古陶瓷收藏家，我在漫长的三十余年收藏生涯中，通过各种渠道，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总共收藏了一万余件自先秦至民国所生产的各类陶瓷产品。

   现在我们从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江南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史前遗物分析，当时的陶器生产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生产的数量不仅很多，而且在器型和纹饰上都有特色，体现出工艺上的不断进步。一部分产品并非属于日用品，而是礼器或高级工艺品，这表明史前时代人们不仅把产品用于满足日常的应用，而且已经能够把产品用于满足部落首领进行祭祀或文化娱乐的需求。这是国家尚未形成的时期，但从这一时期古代陶器的器型装饰纹样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正在流淌，它终将汇合于文明的长河而奔流不息。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器中保留了一部分新石器时代的器型和纹饰，但随着国家的诞生、奴隶制度的确立巩固，古陶瓷在器型和纹饰上体现了当时的鲜明时代特点，那就是对于青铜器型和相关纹饰的大量复制。这一时期，在古人大量的实践基础上成功烧造了白陶产品，而原始的瓷器也产生于这一阶段。从文化的观念来说，这三个时期的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所以神权意识相当严重，事事都要向神请示，商代的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记录，显示出商王对于上帝和祖先神灵的敬畏。陶瓷器虽然不是提供占卜的器物，但重要陶瓷器上的纹饰则几乎完全复制于当时青铜器，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还有一点，就是商人尚白，所以商代的白陶制品不但极为精美，也是商代王室和贵族阶层崇尚白色的心理反应。周代的陶瓷器中原始青瓷的比例已经增多，说明当时在烧制瓷器工艺上的进步，从而开启了两汉魏晋直至近代2000余年青瓷烧造史的先河。

    秦汉以降，直至隋唐，这一时期是青瓷特立独行阶段。

   两宋的瓷器产生了划时代的发展，其五大名窑的工艺水平达到了我国古代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高峰。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展现了宋代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也反映了宋代主流文化的崇尚。宋代的皇帝中，宋徽宗虽然昏庸无能，导致北宋灭亡，但他在文化上则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特别是书画艺术开创了我国书画史上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他崇尚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是“教主道君皇帝”，因此对于开始时的皇室定窑贡器表示不满，最后“弃定用汝”，因为汝窑的色泽是天青色，与道教青幽静谧的审美观正相符合。所以虽然这是皇帝的爱好导致了“弃定用汝”，但上行下效，皇帝的爱好决定了当时社会文化审美的风尚，加之宋代由儒教发展出来的理学盛学，这也在一定程度了折射出当时宋代的文化生态。南宋时期，由于景德镇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的上等瓷土这一条件，加上精致青白瓷的烧制成功，使景德镇逐渐知名海内外，为不久以后成为我国制瓷中心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两宋时期的黑釉茶盏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盛行的饮茶、斗茶风气的产物，茶道在我国自唐朝陆羽倡导以来至宋代已经成为民风民俗的组成部分，而斗茶则是茶道的主要内容之一。建窑和吉州窑的黑釉茶具因为其色泽易于判别斗茶水平高低而成为专用器具，对茶道的推动和传播域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王朝，由于蒙古打通了东西方的商业通道，所以元朝与西亚及更远的东欧都有贸易往来，当时阿拉伯商人与元朝的贸易非常频繁，而阿拉伯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我国也有大量信仰该教的回族人，所以蓝色就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色彩，这也使青花瓷在元代得以有了较大发展，自此之后，我国青花瓷一直是瓷器制造的主流品种，历久而弥新，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元代制瓷的发展除了内需外，最大的动力在于对外贸易的兴盛，在宋代就已经成为瓷器名品的龙泉瓷获得了巨大发展，规模比宋代扩大数倍，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瓷器对外销售的大幅提高，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十分有利的，它使我国固有的以儒学为体系的传统文化接收了更多的域外文化因素，丰富了内涵，扩大了外延，增进了我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明代对于中国的陶瓷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最主要的标杆就是景德镇陶都地位的确立和明代御窑厂的设置。

    明代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仍在北方，但由于南宋以来大批中原世家大族的南迁，和元代江南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明代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镇市得以涌现，这也使瓷器市场获得了新的扩大，瓷器交易同步增多，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无论在工艺水平和内外贸易上都取得了空前发展。御窑厂的设立，使瓷器的创新得以在雄厚的资金支持下顺利进行，明代永乐的鲜红和甜白、成化的斗彩、弘治的娇黄在我国陶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但明代瓷器的主流是青花瓷，特别是明代后期，大量的富有民间画风的纹饰使青花瓷成为传播民俗民风的媒介，吉语款识的应用和各种祥瑞图案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陶瓷上影响极为巨大，后世学者通过对这些纹饰的研究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从而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市民阶层日益扩大，手工业工场开始采用新的用工方式，资本主义进入了萌芽状态。从大量的外贸陶瓷产品上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个史实，就是各种纹饰中增加了其他外来文化的因素，如果当时没有外族入侵，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会与其他文化有更多的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面目。

    在中国陶瓷史上，清代承明代陶瓷大发展的余绪，凭借御窑厂的雄厚实力，加上皇帝个人对陶瓷的爱好，中国的陶瓷工艺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康熙时期的青花瓷浓淡明丽，色阶上呈现出极为丰富的特点，被后世称之为“五彩青花”。这一时期纹饰上的祝愿图案最多，也是人们在大乱之后希望生活稳定美好的企盼。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这一时期的秋水芦雁、临流吟诵、耕读渔樵等画面也非常多，这反映了一种隐士的心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士的理念，也反映了农耕时代的生活情景。清代前期的著名御窑有郎窑、年窑和唐窑，烧制的瓷器非常精致，可称为中国瓷器高峰时期的代表性窑口，这些御窑不仅很好地传承了明代的陶瓷工艺，而且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更多更大的成功探索。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这是被后世学者称为盛世的历史阶段，在乾隆皇帝亲自过问下，御窑厂不仅以纯熟工艺烧造出了各种色釉和青花瓷器，而且还烧制成功集诸多色釉于一体的大瓶，工艺之难叹为观止。自康熙至乾隆时期，许多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于是耶稣、圣母、天父等人像开始在陶瓷上出现，值得注意是，当时皇帝御用的器物中也专门烧造了这类产品，这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没有的现象。但尽管外来的文化在不断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藩篱，清代的文化生态仍然非常保守，显示出中国文化中惰性的一面。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当时人所谓的“恒古未有”的巨大变迁，封建皇朝走到了历史的最后一站，但在陶瓷的制品上我们看不到反映鲜明时代特征的纹饰。当然从陶瓷史的角度来说，清末的陶瓷有着自己的特色，在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低潮之后，同治和光绪年间的陶瓷生产又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此阶段仕女画占据了陶瓷纹饰的主流，这既是一时审美风尚，也是新兴的商业化生产的结果。

    纵观中国的陶瓷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始终对陶瓷的纹饰和色彩影响巨大。

    但严格地分析，传统文化的外延要远大于国学，而国学则是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从古陶瓷收藏和研究来看，因为古陶瓷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某一时期的人文和科技状况，所以必须以国学为基础，这样才能更好地更有深度地了解古陶瓷，从而提升古陶瓷收藏和研究水平。

    谈到国学，我们就想到以孔子作为创始人的儒家学说，因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印记。古代中国孔庙遍布各地，四书五经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选拔的官员都是以能够熟读儒家经典为标准，民风民俗中儒家的理念无所不在，可以说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社会达两千年之久，是国学的核心理论。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也非常广泛，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大多与佛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从总体上来归结，国学就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体系，其中哲学、史学和文学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在古陶瓷收藏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专门研究各种纹饰，发现尽管纹饰繁简不一，类型不同，但其反映的理念都与儒佛道有关。

    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业、面向未来。”这里，习总书记把中华优秀文化作为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融通的三大资源之一，显示了党中央对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度重视。显然，这里提到的中华优秀文化应该包含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国学，在正在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学作为融通的对象，无疑将使中华文明的精髓继续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发扬光大。我深信，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古陶瓷收藏，在艺术品市场不断完善和收藏家对藏品进行基于国学的深入研究过程中，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融汇到宏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中，作为盛世收藏弄潮儿的中国收藏家也将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用自己的藏品为中华文化的繁荣贡献绵薄之力。

传统文化和国学是不可分割的，有时传统文化就是指国学，是国学的同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