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走出国画困境：率领画家二万三千里写生

    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那些日子里，一切都是新的。旧的东西也被人们期望赋予新的意味。这时候，无论是电影、戏剧还是音乐，都在用浓重的笔墨描绘着新生活。1949年4月的《人民日报》出现了那场著名的“国画讨论”。4月22日，《人民日报》“星期文 艺”副刊以“国画讨论”为题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25日，发表江丰的文章《国画改造第一步》，作为“国画讨 论”之二；26日，发表王朝闻的文章《摆脱旧风格的束缚》，作为“国画讨论”之三。这些讨论提出：“深切地感受到国画有急需改革的必要，使国画也和其他艺 术一样地适应于广大人民的要求，从而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此前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80余位画家参与的“新国画展览会”。     当时国画的处境是艰难的，如何顺应时代，成了中国画避免被时代淘汰的关键。     这时的傅抱石，和大多数中国画家一样，正陷入一种空前的苦恼中。当时的人们出于政治和教化的需要，要求美术要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和新时代的风貌，作为一个注重继承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家，如何用自己的画笔来表现这一切呢？     这是画家走出书斋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始，徐悲鸿在 《漫谈山水画》中写道：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它在历史上有极高度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并也无其他积极作用。其中杰作，自然能供我们闲暇 时欣赏，但我们现在，即使是娱乐品，顶好亦能含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现实主义，方在开始，我们倘集中力量，一下子可能成一岗峦。同样使用天才，它能使人欣赏，又能鼓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