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艺术

    一般来说，艺术作品主要是为了供人欣赏，否则它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但有的作品则不然。黑格尔曾说，法国的一些艺术家特别爱在创作中追求阿谀奉承，致力于引起旁人的兴趣，认为作品的价值就在于满足旁人。与之相反，比如一些德国艺术家却故意替观众制造困难，从而往往显出故作艰深的勾当和装腔作势的模样。

    毕加索当然是中外公认的艺术大师—这一点就连对毕加索的艺术并不真正理解的人也是毫不怀疑的。应当说，公认是一回事，是否真正内心认可则是另一回事。针对国内一些观众，记得陈丹青曾说过，只有对西方艺术史发展脉络加以整体把握，才能看懂毕加索，才能明白毕加索为何这样画以及为何画出令人诧异的形象。我虽不是西方艺术史的专家，但对他们艺术史还是大体了解的，然而我内心还是在微微作痛地告白：如何才能有效解除对毕加索的拒斥之感呢？有一位油画家对我说，他十分欣赏毕加索《在沙滩上奔跑的女人》这幅作品。我知道他欣赏的理由—那肥硕、沉重但双臂高举而又前伸的女人造型与他的画风依稀相似。我在巴黎访学居住的现代艺术城离毕加索的展馆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每当我在馆中看到毕加索用自行车龙头组装成“牛”的雕塑作品，就不禁联想起中国画画树所采用的“鹿角枝”“蟹爪枝”，语境虽然不同，但相似律的思维方式无疑在共同发挥着效力。马克思曾经说，艺术欣赏要有“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我对毕加索是否真的缺少这一双慧眼而使之成为一个盲点呢？这种能够进行审美判断的眼睛显然是与艺术修养分不开的。

    然而有时特定的艺术修养也会成为某种障碍。大画家徐悲鸿就是一例。谁也不会怀疑徐悲鸿的艺术造诣和修养，特别他对西方美术的见识。但是他在法国培养而成的古典趣味后来成了他进一步感知西方现代艺术（如马蒂斯）的桎梏。这些事例都在给我作出恳切的提醒。这里并不涉及中西方两大艺术系统所造成的欣赏倾向和习惯问题，就我而言，就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而言，对于西方许多艺术境界的迷恋正如对中国艺术神韵的心驰神往一样，可谓“东贤西贤，人同此心”，因而既然能够欣赏毕沙罗、莫奈、马蒂斯，甚至也能以热切的心怀接纳达利和米罗，那么就不应当在毕加索艺术的门槛前停顿下来。

    而且我是可以为自己赞赏毕加索找到更多的理由：比如他善于变革和创造，一生不断超越自己，几个时期成功的风格颠覆深刻体现了艺术的基本品格和精神；比如他的立体画风为人们以多角度、多侧面的探测形象和空间提供了新的视野；好像陈丹青讲过，塞尚作为现代艺术之父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他画作的未完成性，从而为后来西方艺术不断自我解构打开了一个语汇缺口，而毕加索的艺术则是这种解构的标志成果；还有一个理由就很老套了—西方现代艺术崇尚“丑”，而毕加索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代表。至于毕加索的天价作品在学理上似乎不能作为他应当受到赞誉的合法根据，从理论上来讲，人们还可以以“荒诞”这一范畴来说明包括毕加索在内的西方现代艺术的诸种现象和特征。然而凡此种种，并没有提供更有力的心理或学理的支撑为我走进毕加索的作品世界打开便宜之途。

[明]杨士贤《寒山飞瀑页》故宫博物院藏

    在我看来，毕加索的作品既能引起他人的惊异和兴趣，却又同时替观众制造困难。这种困难并不在于他的作品蕴含了艰涩的内容和袭有严峻的风格，使人难以接近，而在于一种“不可思议”的性状。无论人们采用何种方式试图解读毕加索的作品，都不难想象他会流露出何种不屑或不满的神情。这些解读方式和答案越是丰富多样，就会越是证明人们将日益陷入如同他的作品一样的不可思议境地。

    贡布里希指出，在平面上反映空间乃是绘画的一个基本矛盾，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试图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而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用一些支离破碎的平面在画布上构成坚实的、具有实体感的形象，正是无数方案中的一种。如从视觉经验的艺术呈现角度来讲，中国古代画家郭熙所说的“三远”法，也是有别于西方传统绘画的一个成功案例。它虽然在平面上营造出多重（平、高、深）的空间形象—而不像立体派那样的空间交错，穿插和叠加，因而没有引发解读的困难。在贡布里希看来，对于毕加索所表现的事物形态（如小提琴）有所了解是我们有效把握他创造的形象一个前提，但却不能误解为通过毕加索的绘画是为了正确认识真实事物这样一种蔑视人们智力的简单目的。事实上西方艺术史家的经典分析同样没有令人更加称心合意，至少依然未能使我从那种不可思议的迷雾中拯救出来。

    并不追求什么目的、作用和功能，或许“不可思议”就是艺术存在的一种合法理由。这使我想起西方心理学家荣格对毕加索的一段评语，大约可以作为这种“不可思议”的精彩注脚：“没有任何迎合观者的东西，一切都背离他而去”，“唯有丑陋、病态、怪诞、晦涩和平庸的东西被发掘出来，而对这一切的发掘并不是为了表现什么，却只是为着含混与掩饰，然而它又全然没有可供掩饰的东西，它像冷雾一般笼罩在荒凉的旷野上，一切都毫无目的，犹如一片无需任何观者的景色”。

    然而我们看到，这位心理学大师随即就修订了他的这一评语倾向。他的“集体无意识”的名义对毕加索作出了明确的诊断—认为他和创作出《尤利西斯》的作家乔伊斯一样，“是他那个时代的心理秘密的代言人”，“他自以为是他在说话，然而促动着说话的却是时代的精神。”毕加索的身上也正附着着“另外一个人”。（即时代精神或集体无意识）“这个人不肯转入白昼的世界而注定要被吸入黑暗；这个人不肯遵循现成的善与美的理想而着魔般地迷恋着丑与恶。”因此，他的作品“弥漫着一切的毁灭感，他以地狱的毒雾笼罩白日的光明世界，传染着、腐蚀着这个世界，最后像地震一样地将它震塌成一片荒垣残碟、碎石断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