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了解区域文化

   作为一部多学科综合的学术著作，《通览》包括文、史、哲、考古、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技术、书画、工艺、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许多领域。袁行霈表示，在编写过程中，大家力图透过事实展开理论的探讨，突出各地文化的亮点和特点，注意各卷内次文化区的差异，以及各地之间的比较。因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所以《通览》最后呈现的是时空的综合交叉，使这部书别开生面，既可以视为一部历史学著作，也可以视为一部地理文化学著作。

从地域的角度谈论中国文化，袁行霈介绍了编撰中的几个重点：  

　   一是把握中华文化的特点，这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融合了道家等诸子百家，并吸收了释家，而形成的极具包容性的文化。《通览》结合儒学在各地传播的状况，儒学教育在基层社会的生动资料，以及各地书院的历史，对儒家思想的普及发展加以论述，内容比较丰富。书中关于儒家的论述，如果单抽出来，或许可以成为一部以地域分布为特色的儒学史。关于道家和道教，结合各地道观以及民间信仰加以论述；关于佛教，结合各地的名刹古寺加以论述，成为《通览》的一个特色。此外，对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一些民间信仰在各地流传的情况，也有所介绍。

    二是既突出汉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又努力展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书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描述覆盖面很广，不仅对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壮族有专卷加以介绍，而且对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忽视。《通览》突现了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过程，描述了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突出了中国文化多源同归的特点。

    三是注意边疆问题，尤其是多年来被忽视的海疆归属问题，客观地描述了我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关于钓鱼岛、南海诸岛，都以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在福建卷、台湾卷和海南卷前，出土文物的照片和古代的疆域图十分醒目。中国的疆域是各族共同开拓的，少数民族对东北、北部、西北、西南边疆的开发做出的重要贡献可以在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

    四是重视文化中心的转移，探讨了中心转移与政治、经济、交通、战争、移民诸方面的关系。由于中国的河流大体上是自西向东，所以文化的传播和中心的移动，沿着河流从西向东移动比较方便。长安、洛阳、开封、北京，这些首都的位置足以证明这一点。南北文化的差异较大，文化中心的南北移动往往造成文化的突飞猛进，而南北文化的融合和政治上的统一，则可造就时代的辉煌，唐代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与此相关，《通览》注重中国近代化的过程，特别是近代化都市如上海、广州、天津、香港等地兴起的历史经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必要。

    五是不仅重视精英文化，也重视民俗和民间文艺的描述，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歌舞戏曲等各方面，也包括各地的特产和独特的工艺，这部分内容生动活泼，可读性比较强。

    六是有些人物在中国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或文明史一类的著作中，未能提及。但他们是一方之望，对当地的经济、文化起着重要作用，《通览》中给他们以相当的篇幅。这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还有一些较小范围的地域文化，《通览》也予以重视，如贵州遵义的沙滩，在清代出现了黎庶昌、莫友芝、郑珍等学者和文人。与此相关的是一些家族的文化传承，书中也多有涉及。可以说这部书从地域的角度对多种专史做了有益的补充。

    《通览》是一套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的文化资源宝库。其所蕴含的能够激发创意灵感的文化元素十分丰富，希望敏锐的文化创意机构能够及时发现并抓住机遇，对《通览》进行合理开发。

     发挥《通览》的经世致用功能，袁行霈也非常赞同。他说：“我们当初发愿编撰此书，目标之一就是使本书成为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参考，希望本书有助于各地领导找到当地的优势，以及今后发展的重点。沿海各卷不仅有助于沿海各地继续发挥已有优势，而且有助于捍卫我国的海洋权益，以文化的优势进一步开展对外交流；台湾卷有助于实现祖国统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卷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有直接的参考价值。长江沿岸各卷，对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也会有所裨益。”

    虽然《通览》的编撰是局限在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内，但是袁行霈强调，希望《通览》以古鉴今，面向未来，对当前和今后的文化建设有所帮助。他说：“有些地区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渐削弱甚至濒临消亡，亟待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加以保护。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切忌抹杀地域的特点，避免千城一面、万村一形。如果不论走到哪里看到的是同一种建筑，听到的是同一种戏曲，品尝的是同一种口味，体验的是同一种民俗，既没有关西大汉的铜琶铁板，也没有江南水乡的晓风残月，我们的生活将多么单调，中国展现给世界的形象将多么苍白！在坚定维护国家政治上统一的同时，必须保护各地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文化需求。这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性举措。”

再加工、再创造的“百宝箱”和“聚宝盆”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介绍，中央文史研究馆对于编辑《通览》早有酝酿和准备，正式立项是2008年12月，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发挥文史馆存史资政的作用，二是填补全方位梳理我国地域文化的空白。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发表后，《通览》编撰人员越来越认识到，编辑《通览》这件事抓对了，起步早，意义重大。

    编辑出版《通览》，投入精力之多、动员面之广、协调工作任务之重，在参事室、文史馆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数千年来，老祖宗给当代中国人留下了丰厚的中华地域文化，这是一笔极其丰富、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所有这些，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当地的旅游资源，而且同现代科技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完全可以衍生出琳琅满目的新产品和潜力巨大的新业态、新产业。这种景象，无论在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还是在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都可以找到印证。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要鼓励消费拉动和依靠创新驱动。在这方面，中华地域文化应可以助上一臂之力。

    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一方面，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多个发源地，其发祥与兴盛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特色与时间不尽相同的文化板块之间互相交错、移动，呈现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地图，编织成中国文化的全景。他希望学术界经过共同的努力，构建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立体模式，描述时与地整体演进的图景。

   正如陈进玉所说，《通览》的编辑出版，并不意味着画上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句号，而仅仅是为深入研究地域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