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现实主义与人文关怀——徐悲鸿历史题材作品的深层剖析（二）

　三、改革者的声音——现实主义的呼喊

　　徐悲鸿对中国画进行改良的尝试是全面的，他的共时性研究并不只限于历史画，还广泛存在于风景、人物和鸟兽中。而他的目标，则是将现实主义精神引入中国绘画。徐悲鸿不止一次在随笔、评论和演说中提及“真实”。在他看来，“惟妙惟肖”是现代中国绘画极其需要的。因此，“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写实主义，如荷兰人体物主精，法国库尔贝、米勒、勒班司、的国莱柏尔等构境之雅。”（《美的解剖----在上海开洛公司讲演辞》1926年3月19号上海《时报》）“艺术家之天职，至少须忠实述其观察所得，否则罪同撒谎，为真赏所谴！故任何地域之人，能忠实写其所居中地域景色、物产、生活，即已完成其高贵之任务一部。此乃大前提，攸关艺术品格！”（1944年3月25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第一号）在此，他提出了新中国画建立的基本思路：“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但所谓造化为师者，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而诬注重素描便会像郎世宁或日本画者，仍是套摹古人之成见。”（《新国画建立之步骤》1947年10月在北平记者招待会书面发言、传单）我们姑且不论他对“改良”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关注生活、造化，多画多练反映真实在徐悲鸿的艺术理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观念一直影响到日后他制定中国美术教学的体系，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当我们回过头再去审视他的历史题材作品，以“真实”的标准加以衡量，也就会发现写实思想贯穿始终。徐悲鸿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对中国绘画的革新，确立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的开端，这个开端又随着他的美术教育思想不断扩大影响。

　　就我个人认为，历史题材作品是徐悲鸿所有类型作品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它的意义在于现实主义的引入突破了传统国画“临仿”和“文人化”的风气。通过将人、历史题材引入绘画创作，极大地扩展了艺术家的视野和思路。人作为主体呈现，历史事件通过隐喻的手法反映了对当下现实世界的揭露。而这所有的一切努力又大大提升了艺术作品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现实性关注，填补了中国传统绘画缺少现实性的空白。同时，写实手法在国画中的运用也为中国艺术注入了一种科学、严谨的新思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历史绘画作品在艺术和艺术史上的双重价值。

　　首先，他对中西方两套绘画语言的特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并着眼于真实原则构建起新国画的概念。这个“新”字主要体现在技法和题材的创新上。“形”的塑造被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将人物作为主体，历史事件作为框架进行艺术表现也是中国国画史上前所未有的。虽然在传统绘画中也存在历史画这一范畴，但在此类作品中，历史和事件是叙述的主体，人物更多地只是事件的参与者。画家和欣赏者是站在一个类似于上帝的视角俯视着整个事件。但在徐悲鸿的笔下，历史事件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具体背景出现，画面的主体让给了人。人物的性格与情感成为创作者所关注的重点。同时，创作与欣赏的角度也由客观的俯视转换为主观的介入，由“他者”的角色定位转入到作品本身中去。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开拓性的尝试不亚于《史记》首创纪传体的历史意义。徐悲鸿可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人意识中常常被忽略掉的一部分----主体自觉性。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种代表独立性个体的意识常常被压制在集体无意识中。而反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们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提倡民主、科学、理性与人的觉醒吗？对人的关注，也正是体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通过艺术这一领域，我们看到中国的启蒙意识已经萌发。

　　其次，历史题材的引入往往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历史之镜投射的却是现实主义的身影。可以看到，徐悲鸿之所以提倡现实主义，除了他对造型严谨的偏好外，更多的是为了发挥其社会层面的影响力。他消解了传统文人画的表达限制，而用一种更加直观和大众化的绘画语言，也就是现实主义，介入生活，从而能被更多人所认同。此外，徐悲鸿并不是一个院体派画家，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甚至是激进的气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左派”知识分子特有的革命性与社会责任感，或者说是社会良知。为了维护现实主义的立场，他甚至与徐志摩展开了一次关于“惑”这一问题的激烈笔战。由此看来，他的行为已经不只限于艺术范畴，而是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这一点在解放后显得更为明显。因此，如果称他为社会活动家也不为过。

　　当然，徐悲鸿的艺术理论中也有几点值得商榷。首先，写实主义对中国艺术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因此而排斥其他一切风格样式就显得过于“专断”了。从他的一些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现代绘画，特别是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和野兽派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这种观点虽然是为了强调造型基础和关注真实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艺术多元化的客观属性。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不是孰对孰错，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我们并不能用是非标准加以评判，正如对于中西绘画不能以优劣断之。同时，他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文人画中不注重真实的风格也颇有微词。其实，对于中国绘画，造型真实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它的价值视而不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程式化的非写实手法却体现了一种更自由、更主观化的艺术空间的营造。如果非要以西画的造型标准去要求中国画，那么画面的“灵气”就要大打折扣。中国艺术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虚白”，如果过实，过真，那么绘画性的想象空间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我们肯定徐悲鸿对于国画创新的功绩，但写实并不能完全取代整个中国绘画。当然，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不管怎样，这几点争议并不影响徐悲鸿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术大师。他的意义不仅于他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个艺术时代，并对此后的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