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可的母亲---邹佩珠

     ”2015年5月4日,95岁的邹佩珠在京逝世，与她的“画牛郎”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了。

    但拂去李可染艺术的巨大光环，邹佩珠本人亦是卓有成就的雕塑家、艺术活动家和美术教育家。本刊采访邹佩珠长子、著名画家李小可，请他为我们讲述自己眼中的母亲，以怀念这位非凡的女性。

     1920年，我的母亲邹佩珠出生于浙江杭州，她从小就性格泼辣，像男孩子一样爬树、上墙。在学校里，她是一名运动健将，掷铅球、打排球、短跑，样样都行。

     1938年，母亲考入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与她同住一个宿舍的，正是我的姑姑李畹。言语之间，姑姑常提到她的二哥，也就是我的父亲李可染，说他有才华，深受林风眠先生的青睐。

    父亲报到的第一天，看到一个女生正在路边画水彩，父亲便上前问路：“国立艺专怎么走？认不认识李畹？她住在哪儿？”埋头画水彩的母亲一下子明白他是谁了，看了看他，说：“我带你去。”

     我母亲的阴历生日是七月初七，人们都说一位“七夕”出生的人间“织女”，遇到了“牛郎”。她等来的不是“放牛郎”，而是“画牛郎”，这在当时成了一段有趣的佳话。

     李畹又常邀母亲同去父亲那间小屋问艺、谈画、请教。母亲觉得父亲对书画、诗歌、戏剧乃至雕塑都有研究，敬之为学长。当时母亲是学生会主席，非常活跃，也喜欢京剧。父亲不但为她拉胡琴伴奏，还认真教唱。

    父亲和母亲借到学校附近老乡堆草的一间房子，权且当作新房。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七高八低。他们从学校借到一张木本色单人床和一块画板，两把高腿条凳，又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会摇晃的方桌，作为夫妻二人吃饭用。

    我父亲在自传里也提到：“同邹佩珠结婚，我们连购置一床新被的钱也没有，因而我在重庆举行了一次画展。”徐悲鸿先生为画展热情洋溢地写了序。作家老舍看画后，激动不已，等在展厅门口，他亲口告诉父亲说：“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后来他还写了篇精彩至极的画评《看画》登在《益世报》上。

     我小时候经常看父亲作画，有时他也会拿出纸笔来，对我说：“小宝，你也画画。”最早的一幅画是在八个月时画蛋，我拿起笔画蛋圆形，笔迹两端居然接上了，这让母亲非常高兴。母亲夸儿子，总是有些夸张的。夸张，是感情真挚、强烈地表现。母亲在给大姨奶奶的一封信中提到，也许当时困难的生活，有了一个还算聪明的小孩子，给家里人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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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母亲总是在夜间给学生批改作业。她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还要做很多家务，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的觉，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之后的很多年。

    结婚时可能怕母亲难以接受，父亲说前妻留下一个孩子。1946年，母亲才从他口中得知实情，是四个孩子，都远在徐州老家。还很年轻的母亲同情父亲，也怜惜自己，不禁长叹：“我才24岁，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啊！”

那时内战即起，物价飞涨，除了北平这一大家人外，母亲还得负担远在徐州老家的老小，物质条件的匮乏使她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但她从不抱怨，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学校看到这种情况后每月给我们家补助20元钱，但父母只收了一个月后就和学校说：“还是把钱补助给更困难的同志吧，我们要自己克服困难。”

    母亲对父亲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只要是和父亲有关的事情，母亲总是细心周到地亲力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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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女雕塑家

    20世纪50年代早期，她曾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者、草创者之一。她参加了武昌起义组浮雕起稿与定稿工作；是中央美院雕塑创作研究所创始人之一。

     1958年前后，是母亲艺术创作的旺盛时期，北京工人体育场有她塑造的《掷铁饼运动员》，首都体育馆休息厅有她创作的大型浮雕运动员群像；由她设计的《彭雪枫烈士纪念碑》，在激烈竞争中夺魁，被建成为高四米的大型纪念碑，坐落在安徽宿县。

     直到“文革”结束，自命“白发学童”的父亲，决心要登井冈山、九华山，创作一系列大型山水画，并完成国家重点项目—拍摄《李可染山水画》教学片。至此，母亲毅然放下手中的雕塑刀，全力协助父亲发展他的山水画。

     母亲说：“我若想着自己的雕塑创作，就没时间帮助他，将两个人的成就算在一起，就觉得值得了。我们两个，谁画不重要，重要的是将中国的文化能发展一步，哪怕发展一点点都是不得了的。”

     因父亲天生敏感内向，母亲怕他像朋友老舍先生一样，经不住那铺天盖地的狂风骤雨。遭抄家的前几夜母亲将家中所有的藏书翻看一遍，怕其中夹有不利父亲的纸条、字句和杂物等，避免再给父亲增加不可预料的麻烦。

     记得在中央美院一次全院大会上，父亲被迫作“检查”发言，因情绪激动紧张，只念了几句话，就念不下去了。此时，母亲毅然走上台去，代替父亲把“检查”稿念完，使父亲得以免受精神上的折磨。

     我后来常常想父亲真幸运，是母亲让他活下来，才有后来的李可染——中国艺术史上的李可染。

     文革结束后，父亲用近乎积蓄一生的力量开始新的艺术创作。此时他已年过七旬，再加上前半生的苦难和动荡，使他的身体非常不好，母亲便放弃一切，全身心照顾他。为父亲修脚、制鞋、找资料、修补画稿等，几乎成为母亲生活的全部。

    当年夏天，父亲到了江西，兴致勃勃登上庐山、井冈山，实地体验和收集素材。返京后，父亲在短短20多天时间内，完成了巨幅山水画《井冈山》的创作。

     母亲的默默付出使父亲在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达到了他艺术的高峰，实现了他理想的一部分，也成就了中国画史上李可染样式的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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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深地知道对母亲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批作品，而是在她有生之年亲手把她和父亲一生的心愿捧给了国家。 2007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母亲以87岁的高龄承受了诉讼之苦和亲情撕裂之痛，但她坚定地将父亲的作品较完整的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