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画“郑和七下西洋之二——阿里雷公

国际上有过多次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研讨会“，也有大量的有关郑和的研究学术论文和成果;尤其是台湾著名学者白先勇先生也有很多学术研究论文，他有很多根据考证后的论文发表，国内也不乏郑和事迹研究的专家和成果。.最后这幅小画是表现郑和去了麦加朝觐。这一幅小画就是《和平使者——郑和》之《朝臣赴命》。

《朝臣赴命》，赴的谁的命啊?皇上的命，国家的使命，安拉的命。

好，咱们知道郑和是云南人，出身于回族官宦之望族，先祖乃是赫赫有名开疆扩土，治理苍山洱海和开化建设云南，并造福云南人民的元朝初年的封疆大吏、首任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大人，郑和祖父曾是云南的平章政事即省长,名叫马哈之(去麦加朝过觐的人都叫哈志或哈吉)，他自然是穆斯林。郑和原名叫马和，乳名三宝,元末朱元璋攻打和占领云南后,杀了反抗他们的元朝的官民马三宝全家,唯独留下了可爱的少年马三宝，后来朱元璋把12岁的马三宝这个可爱的少年留在帳下,变为太监。后转赠给了燕王朱棣，在宫廷内斗和战乱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马三宝，成长为一名忠勇剽悍武艺高强勇士，且在“靖难之役”郑村坝一役中，使朱棣转危为安，成为救驾有功的心腹和忠臣。特赐马和“郑”姓以赏其功，遂呼郑和。

有句俗语说：元代回回遍天下，那么帮蒙元管理国家的西来的穆斯林，帮他们建造了元大都城和故宫、(明故宫是在元的基础上南移而城)天文台、历法、回回医药等等都随穆斯林入土中原，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大量各门类物产运到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随元朝版图的扩张而随海上和陆路丝绸之路传至四方。

到了明朝开国之时，明太祖朱元璋在常玉春、胡大海、兰玉等十余回回大将的扶佐下，力压群雄,推翻元朝，1368年建都南京。此后是靖难之变，明成祖朱棣登基迁都北京。北京才有了文革前的四九城，有了故宫紫禁城，有了十三陵，有了天坛、地坛、先农坛，卢沟桥和朝宗桥，……这时候中国的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庙宇最多，还有什么最多呢?清真寺——北京叫礼拜寺。明太祖朱元璋敕建南京皇家净觉寺，那里的确有皇家气派。太祖还给后世留有亲笔御书赞美伊斯兰和穆罕默德圣人的“至圣百字赞”。现在很多清真寺还奉此圣旨悬挂或刻字于醒目之处。明朝过去600多年，还为我们留下了明长城，宣德炉、景泰蓝、成化瓷(包括明清花)等等历史遗存。而郑和七下西洋，即是在明朝江山稳固，国力强盛的情况下进行的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那么郑和为了什么下西洋呢?学界历来就有几种说法，太祖朱元璋立法封疆(封海封路不通商)，成祖大胆破制，出大力造大小船二百四十余条，派人两万七千多，并携带宝物给养，不为通商为什么?一说为寻找小皇帝朱允炆。还说是从斯里兰卡“迎回”两颗佛舍利，一种说法叫“朝贡贸易”。还有一种回族学者专家的说法是“代替皇帝到麦加朝觐”。我很赞成后一种说法。后一种说法还有北大文学院台湾学者、客座教授白崇禧之后(回族)白先勇先生有大量经史料研究所发表过的文章，证明朱明王朝皇室信奉伊斯兰教，郑和下西洋是代皇家朝觐，如果不是如此，为何自永乐三年，即公元1405年至明正统11年即1433年郑和去世前为止，前后历时27年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不为通商而七下西洋啊?

我曾见过资料，对郑和下西洋屡次有大批朝臣反对而上奏苦谏，并不乏以命谏死于朝堂之上者。然皇家不为所动，郑和在七下西洋过程中，渐次留下大量的航海、气象、舆图和异域风土的大量珍贵文史资料，自知其身后必为反对者所毁。据传曾将部分要领刻于碑石埋入地下存之。结果确是如此，郑和去世之后，船和所有与郑和下西洋相关资料完全被失踪了，我们基本在明朝官方的史料中很难找到星星点点痕迹。那么为什么朱明王朝的皇帝自己信仰真主真主，不去公开主张和全民共享呢?他们知己知彼啊!深知这块土地崇奉了两千年儒释道的臣民，如果让他们不吃不喝不玩不乐，不去朝拜习惯了的那些他们自己树立起来的偶像，必定会推翻他们。所以他们奉行了一条实用主义的两条腿走路的方略。即在一般情况下在朝堂和公开的场 所，他们可以信奉释迦摩尼和儒道，在自己私家悄悄的，安静踏实地去信仰真主安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500多年前旁观者的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尔所著《中国纪行》中得到历史见证，从他描写的场景和生动故事中得到验证。

我们先简单说说明朝沿海倭寇海患与郑和下西洋近乎存在的隐性佐证的关系，很多历史事件当朝的正史很少有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的胆略禀实记事，明史之中在记述“抗击倭寇海盗”方面，就未曾据实记载，比如明嘉靖年间，派朱纨领精兵两千，夜袭“倭寇”盘踞的双屿岛，现在披露那里只有极少几个日本人，有三分之一西班牙人，剩下皆为中国人，而且他们不管是否中外人士，多与海外贸易经商有关。而当时双屿已被经营成似后世之香港和当年的上海滩之贸易繁荣之地，这个情形与当地官民或明或暗参与有直接关联。双屿突然在一个雨夜迅速剿灭“倭寇”，所缴获船只皆沉毁阻死双屿岛之咽喉，大捷直奏朝廷之日，也就是闽浙沿海“倭寇”蜂拥燎原而起之时，结果这名剿倭功臣因“点燃倭患”罪自杀。而连绵沿海数十年的倭寇之患烽烟四起，实为封疆封海禁止贸易的“假倭寇”，真边民与朝廷在争取海上贸易之间的猫鼠游戏。自此明朝开始了因海患渐渐衰落的进程,这也旁证了郑和下西洋为“朝贡贸易”之说的证据难以确立。

再者说当时是倭寇屡犯海疆，实则日本国内正处在战国争雄乱世，且他们没有建造大船的实力，还有季风左右。唯有两拨来华朝贡使团也是因为搭载了大明民间的商船，才得以来华登陆，又因两拨日本朝贡者争抢朝贡资格而火拼，惹怒朝廷，迁怒日本“倭寇”。

在《中国纪行》第二章，中国人的宗教和信仰，阿里·阿克巴尔写到，“中国皇帝认为自己是释迦摩尼的信徒，这是他信仰唯一的真主。他称释迦摩牟尼为先知，称穆罕默德为圣人，即最好的人。”

“他们在皇帝内宫里立有人类首领，至高无尚的主的雕像。雕像上镶有各种宝石——当人们走到像前，这个像就举起双手，好像在祈灵。这是一幅寓言式的像——皇帝在吉日里总要到上述的房子里，叩首朝拜，表示崇敬，并照他自己的习惯在雕像前安排诵经仪式，举行宴会。”这是描写明朝皇帝公开场合的信仰表现，随后，阿里·阿克巴尔在其后的“附章”中写出皇帝每年出宫的情况。其中写到：“在汗八里(作者对北京的称呼，十三世纪意大利的著名基督教旅行者鄂多立克的《东游记》里也称北京为“汗八里”，这显然还在沿用元朝时对北京的称呼)的郊区，中国皇帝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此书译著之父张星火良先生曾在1936年因翻译该书而考察过，书中所述即北京牛街清真寺(现称礼拜寺)]，主要作为自己祈祷之地，(阿里·阿克巴尔有点主观了，礼拜寺一般都是为穆斯林大众叩拜真主而建，况且牛街礼拜寺建于辽代圣宗966年，明成化十年(1474年)奉敕赐名“礼拜寺”。)每年对犯人处决斩首前，皇帝都要来到这座清真寺。这里没有什么神像，在朝麦加方向的墙上刻有《古兰经》文和真主的名字，有阿拉伯文和中文解释。”

“在他要去清真寺礼拜时，几天前就先行把斋。还在斋戒期中，他就乘坐轿子前往。几千名士兵在前列，他们全副武装，披甲戴盔，利剑出鞘，置于肩上[成行的大象拉着彩车]。轿车用彩缎装饰，彩轿的左右有上千乐手，奏着美妙而奇特的乐器，皇帝在乐手们的围簇下，让那些经挑选的高贵轿夫抬着前行……在这些侍从中，有两位穆斯林太监骑着高头大马，走在皇座的前面引路，这表示对穆斯林极端的崇敬和尊重。其他显贵和大臣们都是步行的，大约有四千名普通卫兵，身材高大，魁梧非常，他们都身穿铠甲，胸披金衣，头戴镶有宝石的盔帽。他们从头到脚都护以鋼铁，佩戴全副武器走在皇座的前面，严肃而动人。另一千人带着狼牙棒，肩扛鬼头刀，走在皇座的后面。皇座的左右还各有一千人，特别精壮，他们举着彩旗，旗杆顶上有五颜六色的灯笼。中国皇帝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都是为了去清真寺礼拜。他走出轿子，脱下鞋帽，光头赤脚地在清真寺前，向万能的主叩拜……

他从门槛上抬起头来，走进清真寺，在真主的名字下低下头来，用中国话表示问好后，面向着《古兰经》，把右脚放在左脚上(这里原来写的是腿，因为翻译者可能不了解穆斯林礼拜的动作而右腿压着左腿，人是不能动的了)，单腿站立，悲痛地哭了起来。

他哭着说：我的主啊!你是万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你使我成为万民之主，你赋予我生杀之权，我竭尽全力，小心谨慎，履行我的职责，我的所作所为，你全知道。

中国皇帝在那清真寺里，一遍遍地重复上面的这些话，显得十分真诚地和苦苦哀求地祈祷，他长时间的哭泣，从清晨到夜幕降临，不时发出阵阵令人心碎的嚎哭声。天黑以后，他更是匍伏在地，嚎哭不止。悲恸之情无以复加，直到黎明。清晨过后，他从寺中走出，身上精疲力尽。精神上的痛苦使王位在他眼里显得十分低下，荣华富贵也显得无关紧要。

当他走出来时，极端虚弱。他开了斋戒，登轿回宫。盛况和来时一样壮丽……”

这一章里，阿里·阿克巴尔还写了一则“‘故事‘，大臣们向皇帝禀报，有几千定居的穆斯林混杂在人民的中间，有如麦田里丛生的杂草，无法把他们分清了。不该把他们清出去吗?而且不该给他们经济上的援助。皇帝作了三个回答：一、我们父辈没有管过这些事，我们怎好管呢?二、我们只管他们的外部事务，何以能干涉他们的内心事务?三、如果我们运气好，我们也会成为穆斯林。

从皇帝的某些行动看，他已经转变成信奉伊斯兰了，然而他由于害怕丧失权利，他们不敢对此公开宣布。这是由于他的国家的风俗和法规决定的。

根据中国的法律，如果有一批从外国来的人声称已经得到皇帝的许可，愿意定居下来，就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仅仅巩昌府一地(张星火良先生注：译名“巩昌府”Gunjanfu可能是京兆府，即今西安。)据说当时就有三万定居穆斯林。不论什么人来中国定居，中国人对他们都不收税;相反，朝廷还给他们职务和薪俸。

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即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标帜和政府设立的礼拜处所。”

从阿里·阿克巴尔的叙述我们看到了明代皇帝所言、所行，以及他对待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宽容的态度与胸襟，纵观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穆斯林发展史，自唐朝以来穆斯林从藩客入中原到元朝后形成回回民族，其间发展最顺利和修建清真寺最多，当属大明王朝。虽然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颁部封疆封海，“片板不得出海”，敕令：回回不得再用胡语，胡名，着胡服，不得与胡族内通婚，当与汉族等通婚一系列排斥政策，闭关锁国和限制穆斯林(惧怕帮助他打下天之，这些穆斯林功臣水可载舟，亦可履舟)。但从他内心敬畏与惧怕大能造化主的惩罚，遂御笔亲书“至圣百字赞”和敕建建康(南京)穆斯林礼拜的净觉寺。之后的成祖朱棣开始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的事迹史实，加之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佐证。中国的大明皇室和中国穆斯林与西域就没有割断过历史的渊源，也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没有割断过文明的交往，而且把中国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传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且生根发展至今。同时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宏扬了中华大明王朝的国威与礼仪文明，影响深远，深入人心，至今为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阿拉伯与非洲等国家所记载及怀念。

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和波斯皇帝帖木儿及其他的继承人沙哈鲁与诸位继承人互派使者的正史《明史》和《明实录》生动记载了两国友好历史，自公元1370年始，明朝派往伊朗和西域各国的使团达10次。波斯皇帝帖木儿皇帝的继承人沙哈鲁皇帝及其诸王公，在公元1419年11月也遣使510人的庞大使团到中国北京，觐见明成祖朱棣。随团使者之副使既是伊朗画师盖耶苏特丁.那哈昔奉皇帝命对出使情况做了详细笔记，并在1475年写成《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书中详细记载了从中亚到北京的两年多的经历，沿途对中国城池，风俗地物，宗教信仰，皇城规模，朝堂气象，使臣待遇，皇帝赐赏和皇帝亲自赐宴招待数次和封赏。书中还记载了经历19年，在1420年底紫禁城新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的建成时，极尽描绘宫殿建筑之宏伟壮美和雕梁画栋等等，并“允许所有人进入新宫，“那座宫殿中有十万人，他们来自契丹、中国、摩秦、喀尔马克、土蕃、柯模里、哈剌和卓、女真和沿海各地。”并在宫中大宴群臣和各国使节。

“1421年2月13日，准备了马匹，使臣们外出。前八天，皇帝离开他的后宫，住在城外的一座绿宫中，这座宫室没有塑像和佛像，皇帝的习惯是，每年的这几天中他不如浑或御嫔妃，也不接见人。他说他礼拜上帝，忙于做祈祷。”这里的绿宫和无偶像，食素和不近女色，尤其是礼拜上帝和祈祷，我们可否从一位波斯使团画师记录的字里行间窥见永乐皇帝虔诚的信仰什么?

再有，史料真实记载大明遣使西域经陆路达十次，郑和经海路七下西洋，而波斯使团来华他们也有实录记载。这其中的奥妙历史原因应该归史学家深入研究了。作为一位画家说了这么多已经是越界了。哈哈!

现在，我们撇开郑和的族群符号和身份，撇开朱明王朝各皇帝的宗教信仰和身世之谜，撇开郑和七下西洋之公开明确和隐含的使命(不包括陆路十次外访西域的使团)，就其在与世界文明的交往史上的历史贡献，以及他早于西方哥伦布若干年(哥伦布的航海此后本质为西方用坚船利炮开始的野蛮扩张侵略，血腥掠夺和殖民别国，其航海目的实为恶)，郑和航海没有在外一次殖民和驻军及掠夺他国，是为广交朋友，扬我中国国威，故而得万方来朝。两相比较其真正意义是和平交往。就连当年发动海湾战争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也曾宣扬：“伊斯兰词面本义是和平，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中国的道家讲天人合一。孔夫子更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郑和忠实地履行大明王朝皇帝隆恩圣意国策执行者;是当之无愧的弘扬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和平使者，故我画郑和下西洋，自草图、立意和完成落款为《和平使者——郑和》就在于此。

 2016年3月在北京语言大学艺术讲座

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我们归纳其目的大体上有四种：

1、政治目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

2、个人的目的美其名曰“迎回”(从斯里兰卡寺庙佛塔里的)佛牙(释迦摩尼舍利)。

3、军事目的是炫耀大明天朝国威。

4、经济目的是拓展海外贸易即“朝贡贸易”。

而我讲了上面那么多，就是为了加上郑和大人的第5个目的：“代帝朝觐”。

在当今语境下，为“一带一路”解读郑和下西洋正合此图初衷和深意，笔者此画在十二年前创作，现再次解读亦为古为今，当然也可能凑巧了什么机缘。是为定然Ailhmdulinlah知感。

当我用文字解读了郑和七下西洋的绘画故事时，手机微信接到南京净觉寺安建龙阿訇的文字，他说：色俩目(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雷老师，您画的郑和可有点武力倾向啊!我在前年访问印度尼西亚，那里的土著人说，你们的郑和在历史上就是武力来征服我们国家的，并且还拿出您画的郑和像，他们说郑和腰挎宝剑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安阿訇无法说服和回答他们。我马上回答安阿訇，那腰挎宝剑虎背熊腰的郑和大人正面像，不是出自我手，那是别人画的!!!

但是，我还要回答安阿訇，同时也要回答中外所有各界朋友，我当年从接到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纪念郑和七下西洋600年的消息和邀请，第一反应就是海外认可郑和是传播友谊的和平使者，为什么郑和大人的祖国没有纪念他(事后的2005年中国大陆才搞了个象征意义的纪念郑和的活动，因为政出多门，没有统一的行动，记得当时文化部专门开辟了一个网页，我的《和平使者——郑和》刊载其上)。所以我在构思和构图时，从主画面到六个局部小画面首先强调了和平交往。从大画的主题到六幅小画的情节和各个副题，也都强调了“和平交往”的主题内容再现。郑和腰部只配饰了两块象征和谐与平安的翡翠及美玉，根本就没考虑佩剑。我查看了历年部分表现郑和的绘画作品和雕塑造像，不是手握宝剑，就是手拿圣旨或望远镜。他们都没有从一位率领千军万马代表皇帝出使的大人物的角度去理解郑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在外之至高身份地位和胸怀。从这角度理解了郑和的高点出发，整个大画面没有安排一点点刀枪的痕迹，小画面除了郑和的随从护卫必带的护身短兵器，基本上没有携带武器，由此强调和气的氛围，屏弃不和谐之任何细节。

安阿訇的信息也提醒了我，在原来画面的基础上，在郑和大人的身边再增加几只可爱的海鸥和海鸟，以进一步加强人与环境，人和飞鸟和平相处的和谐气氛。让画面更增加些许和平的气息。当我在冥冥之中的准备完备之时接到北京语言大学罗林先生的电话，让我带上“张骞和郑和大人”去北语见CCTV9孟芳编导，随后我便随“张骞和郑和大人还有我所了解的相关故事及伊朗细密画”进入了CCTV9摄制组的“世纪丝路系列专题片”的镜头。

2016年于京华鹤风堂

 2017年5月伊斯坦布尔，在阿依登大学交流展上接受新华社采访